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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燕山夜话》漫溯

 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,还是从《北京晚报》的副刊史,一代报人、杂文家邓拓先生的“燕山夜话”专栏,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。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,报人的修养,通过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副刊,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“轻松”、“有用”、“古今”、“知识”为切入点的短文,刊出后影响深远。

  值《北京晚报》创刊60周年之际,从历史的维度,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,以及《燕山夜话》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,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,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,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,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《燕山夜话》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。编者

  《燕山夜话》的栏目名,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。燕山对北京,夜话对晚报,虽只是一个栏目名,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: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《北京晚报》,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。笔名“马南邨”,化自“马兰村”。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,正是邓拓当年主持《晋察冀日报》时所驻的村子。

 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“文革”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《忆邓拓》一书中,收有当年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、刘孟洪的回忆文章《邓拓同志和他的〈燕山夜话〉》,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:“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:我给《北京晚报》写《燕山夜话》,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。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。”

 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。为了这个专栏,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。1961年1月,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,大意是要提倡读书、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。晚报编辑听了之后,立意邀请邓拓“给晚报开一个栏目,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”:“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,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,整整磨了三个多月”,直到3月初才答应。

  邓拓提的“提倡读书、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”这个“铃”,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。1961年1月14日至18日,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会议鉴于“”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,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,全党全民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。会议还正式批准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。

 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,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。1960年9月30日,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《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》,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。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(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)中,都发表讲话,要求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,1961年要成为“调查研究年”“实事求是年”。

 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,尤其是粮食短缺,1960年底、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。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,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,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,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,也是很自然的事。而正在为“实事求是”“调查研究”开动脑力的《北京晚报》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,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。他们把约稿的目光,投到了邓拓身上。

 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,重读《燕山夜话》集时,我会忍不住设想,作为编辑,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大概得用上“幸福”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,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,深知报章各种需求,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,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,又精通报纸规律,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,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  今天重读《燕山夜话》,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,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。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,是作者与报纸“可遇不可求”的密切关系使然,尤为难能可贵。所以,重读《燕山夜话》,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,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。“三家村”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“燕山偶语”之说,或许恰好用来形容。

  为《燕山夜话》定名时,邓拓对编辑说:“可以写的内容很多,题目随便想了一想,就够写一两年的。”很大程度上,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。在《欢迎“杂家”》一文中,邓拓说,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“杂家”,是难能可贵的,应该对这样的“杂家”表示热烈的欢迎,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。“广博的知识,包括各种实际经验,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,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;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。有了这个基础,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”。在《燕山夜话》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,邓拓表现出来的,就是这样一种“杂家”风貌:

  “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,谈政策、谈时事、谈学习、谈工作、谈思想、谈作风、谈哲学、谈科学、谈历史、谈地理、谈文学、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,琳琅满目,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。写法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,联系实际,有的放矢,谈古论今,旁征博引。邓拓同志写《燕山夜话》引用的资料很多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;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人笔记、小说;诸子百家、正史、野史;中外寓言,无所不引。”

 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,邓拓幼承庭训,有国学底子,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、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、河南大学经济系,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。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《中国救荒史》,被收入商务印书馆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(以笔名“邓云特”)出版。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“经典学术名著”,“以其翔实的史料、缜密的分析、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,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,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”。李文海认为,直到20世纪末,它仍是“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”。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,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。

  他的“杂家”理念,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。报纸从业者的“杂家”要求,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。在报纸工作,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,更是得有“杂家”精神与“杂家”本领,社论、理论文章、消息、通讯、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,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。

  无论从中国报纸的副刊史,还是从《北京晚报》的副刊史,一代报人、杂文家邓拓先生的“燕山夜话”专栏,都值得郑重地记一笔。邓拓先生以他广博的知识,报人的修养,通过《北京晚报》“五色土”副刊,向广大的读者写作以“轻松”、“有用”、“古今”、“知识”为切入点的短文,刊出后影响深远。

  值《北京晚报》创刊60周年之际,从历史的维度,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,以及《燕山夜话》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,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敬意,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,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,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《燕山夜话》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。编者

  《燕山夜话》的栏目名,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。燕山对北京,夜话对晚报,虽只是一个栏目名,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: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《北京晚报》,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。笔名“马南邨”,化自“马兰村”。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,正是邓拓当年主持《晋察冀日报》时所驻的村子。

 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“文革”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《忆邓拓》一书中,收有当年《北京晚报》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、刘孟洪的回忆文章《邓拓同志和他的〈燕山夜话〉》,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:“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:我给《北京晚报》写《燕山夜话》,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。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。”

 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。为了这个专栏,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。1961年1月,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,大意是要提倡读书、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。晚报编辑听了之后,立意邀请邓拓“给晚报开一个栏目,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”:“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,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,整整磨了三个多月”,直到3月初才答应。

  邓拓提的“提倡读书、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”这个“铃”,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。1961年1月14日至18日,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会议鉴于“”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,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,全党全民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。会议还正式批准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。

 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,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。1960年9月30日,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《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》,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。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(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)中,都发表讲话,要求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,1961年要成为“调查研究年”“实事求是年”。

 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,尤其是粮食短缺,1960年底、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。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,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,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,开阔眼界、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,也是很自然的事。而正在为“实事求是”“调查研究”开动脑力的《北京晚报》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,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。他们把约稿的目光,投到了邓拓身上。

 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,重读《燕山夜话》集时,我会忍不住设想,作为编辑,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大概得用上“幸福”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,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,深知报章各种需求,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,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,又精通报纸规律,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,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
  今天重读《燕山夜话》,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,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。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,是作者与报纸“可遇不可求”的密切关系使然,尤为难能可贵。所以,重读《燕山夜话》,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,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。“三家村”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“燕山偶语”之说,或许恰好用来形容。

  为《燕山夜话》定名时,邓拓对编辑说:“可以写的内容很多,题目随便想了一想,就够写一两年的。”很大程度上,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。在《欢迎“杂家”》一文中,邓拓说,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“杂家”,是难能可贵的,应该对这样的“杂家”表示热烈的欢迎,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。“广博的知识,包括各种实际经验,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,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;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。有了这个基础,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”。在《燕山夜话》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,邓拓表现出来的,就是这样一种“杂家”风貌:

  “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,谈政策、谈时事、谈学习、谈工作、谈思想、谈作风、谈哲学、谈科学、谈历史、谈地理、谈文学、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,琳琅满目,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。写法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,联系实际,有的放矢,谈古论今,旁征博引。邓拓同志写《燕山夜话》引用的资料很多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;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人笔记、小说;诸子百家、正史、野史;中外寓言,无所不引。”

 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,邓拓幼承庭训,有国学底子,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、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、河南大学经济系,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。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《中国救荒史》,被收入商务印书馆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(以笔名“邓云特”)出版。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“经典学术名著”,“以其翔实的史料、缜密的分析、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,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,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”。李文海认为,直到20世纪末,它仍是“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”。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,邓拓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。

  他的“杂家”理念,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。报纸从业者的“杂家”要求,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。在报纸工作,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,更是得有“杂家”精神与“杂家”本领,社论、理论文章、消息、通讯、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,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。